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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多元化的少數民族文學——2016年少數民族文學閱讀印象
2017-02-12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青海作家網
日益多元化的少數民族文學——2016年少數民族文學閱讀印象

2017年02月10日07:43 來源:文藝報 邱婧

 

回顧2016年,少數民族文學界涌現出大量值得關注的文學事件和文本,這既彰顯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持續繁榮,又呈現了中華民族文學多樣化的發展趨向。它是如此豐富、龐雜,作為一個閱讀者,我無力完整地呈現出它的全貌,只能就自己知道的現象和文本進行勾勒。

第十一屆“駿馬獎”的文本與實踐

2016年秋,作為少數民族文學界的盛事,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評選頗受矚目,共遴選出了包括長中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在內的各類文體的24部獲獎作品和3名翻譯獎譯者。

近年來,關于鄉村建設的討論逐漸增多,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的《白虎寨》就是一部關于鄉村建設的長篇小說,書中展示了武陵山區土家族鄉村生活與鄉村建設之間的互動關系,用民族志式的視角介入寫作,展現了不同代際之間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的不同反應。侗族老作家袁仁琮的長篇小說《破荒》,以大半生的個體經驗與思考為線索,塑造了90余位人物,體現了貴州侗族地區在經歷各種紛繁歷史事件時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與喜怒哀樂。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時間悄悄的嘴臉》講述新疆玉王涉嫌故意殺人而做換臉手術,往日的親人、友人和仇人顯露出了不同的態度,由此看到了金錢和時間的嘴臉,語言風趣幽默,見民俗、見人性。

回族作家馬金蓮的獲獎作品《長河》是一部充滿詩性的中篇小說,敘述了回族鄉村生活中的日常經驗,從生活入手表述個體命運,觀察當地人面對生老病死的命運觀,小說中隨處流淌著本民族的文化符號。對納西族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對女性共同命運的關注,則是納西族作家和曉梅小說中最重要的線索與特征。如果對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進行觀察,這幾乎是一種共通性,壯族作家陶麗群的小說集《母親的島》也是關注女性的心靈與命運的變遷。

在報告文學方面,藏族作家降邊嘉措的《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回族作家馮雪松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個紀錄片導演的尋找旅程》在對歷史的回溯中尋找契合當今時代的價值觀。苗族作家龍寧英的《逐夢——湘西扶貧紀事》則關注現實,聚焦民族地區的時代新變。佤族作家伊蒙紅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報告》由不同主題的多篇獨立文章組合構成,是風俗史和民族志式的寫作,寫作風格真實質樸。在散文方面,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苗族作家楊犁民的《露水碩大》、壯族作家黃毅的《新疆時間》等呈現了少數民族散文的不同發展態勢。作家們以宏觀、動態的視野來觀察個體的命運、民族的變遷。

在詩歌方面,彝族詩人魯娟的《好時光》是一部十分靈動的詩集。多年來,我持續關注彝族詩歌的發展,魯娟的創作風格多變,在她早期的書寫中延續了彝族詩人巴莫曲布嫫等人的詩風,有著典型的人類學特質;在《好時光》中,她的風格有所轉變,從對彝族史詩、宗教與神性的書寫轉向日常與女性書寫。白族詩人何永飛在長詩《茶馬古道記》中踐行了生態主義寫作的精神,詩歌里面貫穿了茶馬古道的歷史元素,尤其可貴的是他展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西南地區的多民族互動關系。裕固族作家妥清德的《風中撿拾的草葉與月光》以一系列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抒發了個體與民族傳統之間的隱秘聯系。

互動、流動與多民族文學的繁榮

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流動、多民族文學之間的互動交流,對少數民族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很多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各民族人民、多民族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系。

滿族作家趙晏彪的中篇小說集《北京往事》體現出了多民族文學敘事的活力。小說集選擇了黎族、哈尼族、仡佬族、水族、朝鮮族、滿族等多個少數民族題材,書寫了這些不同民族的人物命運,又以各個側面反映出他們的歷史文化、民族性格和時代變遷。藏族作家龍仁青的“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說卷《咖啡與酸奶》、散文卷《馬背上的青海》和譯文卷《一路陽光》的出版,尤其是小說卷和散文卷,書寫了青藏高原上發生的點滴故事、藏族民眾的日常生活、人與自然的相處等等,對西部文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九眼石》,講述一個內地漢族商人和一個藏族青年因尋找、出售“九眼石”而相遇,又因是否營救一個為“九眼石”而犯罪的人而產生分歧的故事。“九眼石”作為一種象征和敘事的主要線索,折射出商業社會法則與藏族文化傳統的差異。藏族作家萬瑪才旦的小說集《塔洛》收錄了10部藏族題材小說,以《塔洛》最為人熟知。一個沒有身份證的牧羊人,在進城辦理證件照的過程中,自身也被外部世界所異化。在《藝術家》《黃昏·帕廓街》中,游客與本地人、藏漢民族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是作者著力討論的重點之一。黎族作家王海的中篇小說《夢影》采用了兩條線索展開敘事,一條線是一個漢族知青在黎族地區的情感經歷,另一條線索是一對黎族青年戀人的悲劇。兩條線互不交叉,然而卻因寫作者第一人稱的口述及某個特定的地域而聯結。

壯族作家亞明也是采用了相似的路徑。他的作品經常在兩個虛構的地域(壯寨“垴坳寨子”以及城中村“京和村”)中展開。在刊載于《民族文學》的小說《蜂蜜》中,主人公養蜂人輾轉于壯寨與都市之間,而原本淳樸的心靈卻因商業化的都市社會而受到侵蝕。在小說《春天,出逃或飛翔》中,他將小說取材的空間轉移到復雜多樣的都市底層社會,虛構的“京和村”中一棟爛尾樓,成為這篇小說中主要的象征符號,它承載了一個壯族少年對于主流都市社會的想象,成為逃離或出走的地理空間載體。亞明完成了兩重風景的生產:原鄉的風景與都市的風景,它們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對立與緊張關系。

撒拉族詩人撒瑪爾罕在詩集《孤獨與花園》中抒寫了撒拉族的歷史與現實,呈現了撒拉族人在遷徙中所經歷的苦難及精神際遇。在少數民族文學中,關于遷徙的敘事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如錫伯族(西遷)、滿族(入關)、撒拉族(大遷徙)、回族(流動)、彝族(六祖分支)等。撒瑪爾罕的寫作正是如此,將祖先遷徙的歷程用詩歌的形式來演繹和表述。羌族詩人羊子在組詩《群山上的孤島》中,涉及故鄉變化、情感結構、宗教傳統等主題。他突破了對故鄉“純凈化”的歌頌,將現代性對原鄉的沖擊與對鄉土社會的懷舊情緒結合起來,實現了某種個體經驗與族裔經驗的聯通。

經過數年的田野調查,我發現珠三角與長三角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文學創作數量越來越多,可以說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他們當然也抒寫對故鄉的回望,但更多表達的是在都市的生活經驗。例如,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蘿輾轉于長三角和珠三角之間,在謀生的同時開始散文和詩歌的創作,現居東莞。她的作品大多書寫底層群體,或是書寫熟悉的故鄉,或是書寫族人在東莞等工業城市的生存體驗。土家族詩人冉喬峰出版了詩集《漂泊志》,有的詩篇描寫武陵山區風景與土家族的文化傳統,更多的是描寫自己在廣州打工和漂泊的日常生活。彝族作家吉克阿優的詩集《遲到》寫工廠及流水線生活對人的異化以及對故土的懷念,延續了打工文學的思路,文字質樸而觸動人心。

多民族文學的集結與展示

近些年來,在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的框架下,各民族的文學選集陸續出版,少數民族文學的翻譯選本也蜂擁而至,讓各民族讀者感受到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的風姿和魅力。2016年11月,魯迅文學院組織推出了“中國多民族文學叢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叢書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文學批評等多種體裁,呈現了民族文學發展的多樣化景觀。它的出版對魯院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培訓班的培訓工作起到了階段性總結的作用。

各地文學工作者也積極進行各類文學作品的編選、整理工作。其中,四卷本160萬字的《中國彝族當代詩歌大系》的出版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大系》收集了上世紀至今310名彝族詩人的作品,是對數十年來彝族詩人詩作較為全面的展示。彝族青年詩人阿索拉毅擔任主編,他延續了發星對彝族詩歌的整理工作,進行了持續數年的資料收集。《大系》中的詩歌作品大致可分為這么幾類:浪漫主義的抒情詩、宗教復魅的抒情詩、直指現實的寫實詩歌、作為工人文學的詩歌等等。海南黎族詩人共同出版了《陵水詩選》,詩集收錄了23位陵水詩人的作品,內容涉及當地黎族文化傳統、鄉土記憶、對現代生存境況的思考等。

民族文學刊物和陣地的作用越來越凸顯。《民族文學》漢文版以及多個少數民族文字版不斷地推出少數民族作家的優秀作品,并將優秀的漢語文學作品翻譯給少數民族讀者,起到了良好的溝通交流作用。各地的民族文學刊物也積極地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比如,云南峨山彝族自治縣的《嶍峨文學》、拉薩詩院自籌自辦的西藏詩歌民刊《西藏詩歌》、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編選的《威寧詩刊·2016少數民族詩人詩歌年選》、汶川縣文聯主辦的《羌族文學》等。藏人文化網的文學頻道是發布民族文學作品的極具代表性的網絡平臺,頻道包括詩歌、散文、隨筆、小說、評論等欄目,囊括了藏族老中青三代文學創作者的漢語作品數百篇。

各類文學研討會積極推介優秀的文學作品,研討富有建設性的文學話題。比如,2016年10月在西南民族大學舉辦的“世界少數族裔文學國際研討會”,在世界語境下討論少數族裔文學。盡管不是新興的議題,然而將其付諸于話語實踐,在民族文學發展歷程上卻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創新。研討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少數族裔創作者或研究者用英語、漢語或本民族語言朗誦了自己的作品,國內有彝族、納西族、羌族、苗族、藏族等民族文學作品以及史詩文獻朗誦,國際有印第安民族、韓語、西班牙語的作品朗誦,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創作基本都指向了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歌頌。

母語文學與翻譯事業的興盛

2016年,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的繁榮也值得一提。在第十一屆“駿馬獎”的獲得者中,就有蒙古族作家烏·寶音烏力吉的《信仰樹》(蒙古文)、特·官布扎布的散文集《蒙古密碼》(蒙古文)分別獲得長篇小說獎和散文獎,朝鮮族詩人崔龍官的《崔龍官詩選集》(朝鮮文)和朝鮮族作家金寬雄的《話說歷史的江——圖們江》(朝鮮文)分別獲得詩歌獎和散文獎;藏族作家旦巴亞爾杰的《昨天的部落》(藏文)、德本加的《無雪冬日》(藏文)分別斬獲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獎;哈薩克族作家努瑞拉·合孜汗的《幸福的氣息》(哈薩克文)、維吾爾族詩人依力哈爾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維吾爾文)分別獲得中短篇小說和詩歌獎。

除了“駿馬獎”之外,2016年我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進行了關于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創作情況的田野調查,發現各地的母語文學創作都呈現出持續繁榮的局面。在延邊州,絕大多數朝鮮族作家用母語創作,同時有大量的朝鮮語文學期刊,文學活動也以朝鮮語為主。在涼山州,彝族作家們部分用母語進行創作,大部分用漢語或者雙語創作。例如,《民族文學》去年刊發了彝漢雙語作家阿克鳩射的作品《種下昨天》。他先用彝文創作了詩歌,后翻譯成漢語發表,作品主要展示大涼山的歷史與民俗生活。馬海吃吉的彝文長篇小說《生命曲》是2016年度彝族母語文學的一個亮點。小說以一個沒有讀過書的彝族農村婦女的創業為主線,以其創業路上遇到的種種現實和生存問題為背景,透視了涼山鄉村社會的民眾在社會轉型期中面臨的困境。

除了單純的母語文學創作外,有些作品則是本民族語言和漢語的混用,這一點在詩歌創作中體現得較為明顯。比如,臺灣原住民詩人沙力浪詩作《從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語島》獲得2016臺灣原住民新詩金典獎,正如學者阿庫烏霧所言的“混血”寫作,沙力浪的這首作品正是將民族語言和漢語夾雜起來進行書寫。

翻譯作為人類語言溝通的橋梁,在多民族的中國尤其重要。2016年底,藏族詩人梅多吉、拉貢、洛桑曲太三人漢譯合集《雪珥》出版,共收集了126首詩歌。翻譯者為第十一屆“駿馬獎”翻譯獎獲獎者久美多杰。另一位“駿馬獎”翻譯獎獲獎者是維吾爾族翻譯家姑麗娜爾·吾甫力。她翻譯了賽福鼎·艾則孜的長篇小說《蘇圖克·布格拉汗》、詩集《獻給母親的歌》和喀什作家亞森江·薩迪克的長篇歷史小說《魔鬼夫人》等作品。2016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詩選集《燃燒的麥穗》,共收入33位維吾爾族詩人的翻譯作品。選集由詩人夏依甫·沙拉木(努爾拜格)所編,譯者是“90后”維吾爾族詩人麥麥提敏·阿卜力孜。此外,蒙古族詩人、譯者哈森翻譯了蒙古族學者陳崗龍的母語詩集《多蘭詩選》,于2016年10月出版。此書以歷史詩和愛情詩為主,其中愛情詩的作品有40余首。然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其歷史詩的部分,陳崗龍在《十三世紀》《蒙古人》等詩歌中,以白描的方式、粗獷的筆觸展示了蒙古族的歷史故事,彰顯出深厚的歷史感。

總之,回顧這一年來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它的豐富與多元既令人著迷,又體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無論是在北京這樣的都市還是各民族地區的鄉村,無論是在正式出版的文學期刊還是民間自發集結的文學場域,無論是在江浙滬或珠三角這樣的工業社會,還是在依然較為傳統的鄉村社會,少數民族文學都在不斷生長。這一切僅來源于我個人有限的觀察,希望有更多的目光投射向日益多元化的少數民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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